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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别中医西化 |
| 原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部主任李致重教授撰文说，中医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是一门达到成熟科学水平的传统医学。与全球化的西医相比，其科学观念、概念范畴、理论思维各不相同。在西学东渐的一百多年里，中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灾区”。尤其是近五十多年来，在尚未从哲学、科学的源头明辨中医与西医本质区别与属性的情况下，却受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使中医陷入“中医西化”的误区。它直接导致了中医基础科学体系以及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的扭曲和解体。中医西化，就是在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用西医的观念与方法，导致中医基础科学体系与临床技术体系扭曲、解体的做法。当中医的基本概念被扭曲、肢解到“非西非中”、“似西似中”的时候，中医的基础科学与临床技术体系就被颠覆了。近代以来，在中医问题上以行政方式推行的近代科学主义的做法有四次：第四次是自1958年以来，在“中西医结合”的名义和现代医学大发展的冲击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医西化”。笔者确信，近代科学主义与中医西化，同样是中国近代在哲学与科学的源头上，所犯的一个公理性、常识性的错误。用《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说法讲，万事万物可划归为两方面的研究对象：一是研究“形而上”。就是在不干扰“天造之物”本来生存状态的前提下，研究其运动变化的现象及其过程，以认识引起“天造之物”运动变化的抽象的道理，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二是研究“形而下”。首先要把原来的“天造之物”打开，研究构成“天造之物”的局部零件以至构成局部零件的最小物质，以认识局部及其最小物质的结构与功能；并由此获得制造“人造之器”的材料，进而制造出“人造之器”，所谓形而下者谓之器。从两类研究对象上讲，形上与形下，是人类文化科学的两大类。形上繁荣在先，形下成功在后。中医研究的，着重是形上之人，主要包括了人在前四方面的属性或特点；西医研究的，着重是形下之人，主要包括了人在后三方面的特点。医学研究的两类方法。中医的研究，主要运用了以哲学（包括系统科学）为代表的方法；西医的研究，主要运用了以物理学、化学为代表的方法。两种成熟的医学体系。西医的概念范畴体系是用具体概念，或者实体概念来表述的。中医的概念范畴体系是用类比概念，或者抽象概念来表述的。西医所用的具体概念和中医所用的类比概念之间，在文字的表面上常常有相同或相近之处，但其内涵却完全不同或相差甚远。中西医各自的概念范畴，必须放回到各自的理论体系之内去理解、去把握。不允许望文生义，不允许偷换概念，不允许相互比附，不允许相互混淆。以我国传统文化为基石，以中医的基础科学体系和临床技术体系为核心，全面复兴中医中药，为中国与世界人民的健康做出贡献，这就是当代中医学术与中医事业的科学发展观。为防止与延用了半个世纪的“结合”一说相混淆，可将这一新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称之为“中西医配合”。过去的“结合”强调的是“合二为一”，今天的“配合”强调的是“二者并重”优势互补。告别中医西化之后，中医还面临着一个回到现实，心归中医的问题。“中医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将是今后中医界必须紧抓不放、深入讨论、广泛普及、永不偏离的根本性学术问题。中国人喊了三十多年的“中医现代化”，其中始终装着近代科学主义和中医西化的思想意识。而今在研讨“中医要不要现代化”的一团疑云里，恐怕未必有告别中医西化的学术准备。中医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倘若在中国不能彻底告别“中医西化”，它就永远不会是现代的，不会是世界的。 （本室摘自《中国中医药报》2012年12月12日、第3版） |
